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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人物”,迄今已经拍了上百人,“比起娱乐和炒作,我越来越喜欢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草根英雄健康积极,我觉得社会需要这些。”“不管是拍客,还是微博,在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更应该担当一种道德责任。”在知名网民“芝麻拍客”刘远祥看来,拍客拍摄、上传到网上、网友评论转发,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网络可以借此放大很多正面的力量,给人温暖,催人向上。此次“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评选公众投票吸引近千万网友参与投票,投票专题点击量超过3亿次,在网上网下形成“顶起心中草根英雄”的热潮。而日前,多家网站发起寻找身边平凡人的感人事迹的活动,如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起“征集感动”系列活动、腾讯发起“拒绝冷漠传递温暖”活动等,也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1 2 3上一页下一页
人间有爱,谱写时代最动人的旋律“我们真的需要充满阳光正气的平民英雄!”“人间有情,不仅是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普通人身上迸发出来的大善和大爱,让我们触摸到人性的光辉和温暖”……自从“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众多网络媒体和论坛社区的高度关注,网民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活动,并纷纷留言、评论。网友“淡泊心境的兔子”说,新华社“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评选活动让我们发现社会中依旧有人坚守道德、不趋利,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而且这些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平凡人中的“小我”也可以成为社会中的“大我”。“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评选活动是在成功举办“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的基础上举办的,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评选“起源于网,放大于网,互动于网,影响于网”的网络正面典型。国家级媒体为草根英雄搭建璀璨舞台的努力获得了网上网下诸多肯定。南昌晚报编辑李红说,正是有“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评选这样的一个平台,像“举车救人”的农民工、“最美小姑娘”夏娟等许多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不平凡事迹才被广为颂扬,他们的朴实善良和人间真情才不断获得社会的弘扬,引起人们内心的震动,从而启迪心灵和情感。太原华北广播电视学校伊文臣提到,在互联网时代,媒体需要倾听网民的心声和意见表达。新华社通过这一评选活动,真正走到了广大网民中间,与网民一起被草根英雄感动,同时,新华社作为这一活动的发起者,又成为了网民的“意见领袖”,为网民提供了表达心声的窗口,使社会上的草根之美被更多的人熟知和赞美,这也正是评选活动的价值所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沈阳认为,网友追捧草根英雄的热情会越来越高,一方面草根英雄和网络意见领袖既起到凝聚时代渴望共识的作用,同时又实实在在逐步展现出线下动员参与慈善、公益、环保的能力。网络一方面重塑和重申了道德重建和精神救赎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现实可行性,同时也消解了无限度的追求高大全的不切实际的道德空想主义。人人都可以做小的好事,不求至善,只求为善。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建国后,毛不出了错误却不能自省,仍在蛮干。周虽屡提异议,但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全党全国已视毛为神,任何反对意见,即便毛不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1952年8月,周恩来与毛泽东观看体育运动会的比赛本文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梁衡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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